在黑龙江邮政博物馆抗战通信展厅内，展示着一部旧版散文集《最后的旗帜》(1943年，重庆当今出版社)，它的作者是东北著名作家孔罗荪。

    《最后的旗帜》记叙的是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悲壮经历。当时孔罗苏作为吉黑邮务管理局的一名职员，和新婚妻子周玉屏利用过蜜月为借口，逃离了哈尔滨。书中充满了丧失国土的悲痛和强烈的爱国情绪。

    孔罗荪16岁跟随父母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辍学考人邮政局。当时考进邮局要经过国文、英文、算数、中外史以及常识的考试，考试成绩通过还需找担保人。就这样，孔罗苏成为道外五道街邮局的一名栋信生。

    据吉黑邮务管理局的老职员回忆：那时侯，凡是邮局都冠以地方名。道外五道街邮局是吉黑邮务管理局的第一支局：第二支局在道里水道街。道外是中国人汇聚地，又是商业中心，因此五道街邮局的业务异常繁忙。当时哈尔滨的商人多半来自冀鲁两省，劳工也是由关里而来，每天有很多汇票、信件及包裹。由上海来的绸缎布匹都由五道街邮局投递，当地土产也多半由这里向外寄发。所以这个局虽名为支局，实际在吉黑邮区内是个最忙的局所，被列为一等局。在全国汇兑与包裹业务统计数字中，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

    孔罗苏从小就喜欢文学，他一边工作边给《国际协报》投稿。不久，由孔罗荪提议，创办了《国际协报》的文学副刊《蓓蕾》周刊，并由他担任编辑。据孔罗荪的好友陈纪滢回忆，《蓓蕾》周刊在当时的影响力已超出东北范围，受到京津沪汉等地文坛的重视，而且把东北地区的作家聚集到一起。他还与20多位文友创办了“蓓蕾”文学社。

    1931年8月，长江流域特别是汉口遭遇特大洪灾，哈尔滨妇女界发起游园募捐活动，孔罗荪以《蓓蕾》周刊记者的身份做现场采访，与义卖花卉的周玉屏相识并相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伸进哈尔滨，山河易色，劫火蔽空。“蓓蕾”文学社的年轻人组织“寒光剧社”，排演了田汉的话剧《湖上的悲剧》，男女主角分别由孔罗苏和周玉屏扮演，在同记商场剧场演出。但此剧只演了场，就被当局扼杀。

    据《最后的旗帜》叙述：“九一八”以后的年间，在东北各大城市中还存在两个属于中国行政系统的机关一邮政局和海关，在它们的楼顶，骄傲地飘扬着代表中国主权的旗帜。旗帜在人们的心境上，撒着希望，留着安慰。然而，在敌人的眼中，它变成了敌视的刺。终于来临了，敌人要撤下这面最后的旗帜。

    此时，中华民国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撤退进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敌人当亡国奴，还是民族利益至上、汇人全民族抗战的大潮？1932年4月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社会团体发出紧急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傀儡改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吉黑邮区员工回忆，当时由中华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问。

    孔罗荪同底层邮工和民众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希望能“报国有门”。他和周玉屏决定提前结婚并一同入关。为了迷惑敌人，“蓓蕾”文学社的朋友在报纸上发表二人结婚的消息和婚礼照片，特意取了“皇后下嫁衍圣公”的标题。

    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

    到了上海以后，孔罗苏进入四川路邮局在挂号邮件组做职员。他结识了邮局的同事唐弢，唐弢推出第一部杂文集《推背集》，孔罗荪立即写了《读（推背集）》予以战斗的回应。

    抗战时期，孔罗苏成为抗日文坛非常活跃的作家。据老舍之子舒乙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孔罗荪先后担任了文协理事、《抗战文艺》编委、《文学月报》主编。当

时编《抗战文艺》就在他的家中，后来孔罗荪的家汉口三教街9号，成为文协的办事处。萧红曾一度借住在此。

    作为邮工、作家，孔罗荪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装着祖国，追求真理的火炬从未熄灭。1939年，孔罗苏调到重庆东川川邮局要密邮件组工作，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替党做了许多工

作，掩护了许多党内同志。为了让他入党，党内作家特地请示过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明确指示：像孔罗荪这样的知名人士应当留在党外更有利，也便于更好地保护他。

    新中国成立之后，孔罗荪成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他和文学大师巴金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特殊贡献。

    孔罗荪在吉黑邮务管理局迈出了文学和斗争的第一步。时代和现实震撼、感染、锤炼着他。如果没有胆识、没有血性、没有气节，也就不会有那样鲜明的爱恨情仇。只有这一步迈出去了，特别是后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他

才有这样的一辈子。